11月8日至11日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，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。回望党的百年历程，曾有过两个“历史决议”，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将于11月15日出版的本期《环球人物》杂志，详细记述了两个“历史决议”产生的历史条件、时代背景及重要意义等，敬请关注。
第一个“历史决议”
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
油画《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》，罗工柳作于1951年。
第一个“历史决议”耗时4年，十易其稿，毛泽东要求把“治病救人”统一起来。
1941年5月，《解放日报》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：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、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，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……当以解放社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）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。
五本书的奉酬，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，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，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——《六大以来》。而编这本书的人，正是毛泽东。
“编辑历史文集、总结历史经验，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，更是为了指引未来。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这也正是4年后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出台之要义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“历史决议”，从酝酿到形成耗时近4年，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，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，最终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，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总结。
王涛说，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过程，是不断向着更深刻认识推进的。“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，党不断进行阶段性的总结。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解决了第五次反‘围剿’中的‘左’倾错误，但由于长征途中环境险恶，时间不充分，还来不及剖析‘左’倾错误的思想根源、理论根源。到了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，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。但怎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？怎么在党内统一认识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成果形成正确的决议？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的重要任务。”（作者：朱东君）
1981年6月，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。
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“历史决议”，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。邓小平会见外宾的时间通常都掌握得很准，到吃饭前就结束。但是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，谈话从上午10时开始，持续到12时10分，“超时”了。邓小平似乎言犹未尽，主动提出：“怎么样，到吃饭时间了，肚子要‘闹革命’了。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！”两天后，也就是1980年8月23日上午，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。两次加起来，两人一共交谈了4个多小时。采访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：怎样评价毛泽东。邓小平当时正在主持编写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即第二个“历史决议”，其核心议题亦如此。
1980年8月21日，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。
此刻，时代的脚步已迈入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已走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，党内外的思想十分活跃。其间，有人曲解“解放思想”的口号，把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错误加以极端夸大，企图否定党的领导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。一些人还恶意攻击毛泽东。邓小平与法拉奇的长时间交谈，也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讲透。
邓小平告诉法拉奇：“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，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。拿他的功和过来说，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。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。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，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。”
2013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、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：“试想一下，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，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？那就站不住了，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。所以，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，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，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建议大家把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决议》）找出来再看看。”（作者：田亮）
